潜龙勿用

东周末年的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在社会格局斗转星移的同时，思想的产生与交流也进入了活跃期。以儒、道、墨、名、纵横等学派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各自拥有了较为成熟的学说观点。由于各家的立场意见不同，其伦理观念、政治主张间也时常产生矛盾冲突。为此他们著书立说，相互论辩，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蔚为大观局面，同时也促进了语言艺术和语言逻辑的发展。在诸子当中，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都曾在著作中涉及论辩的话题。其中，荀子对于论辩的认识和意见主要集中于《正名篇》一文之中。《正名篇》从名实之辨出发，讨论了语言的产生、功能，语言的逻辑关系并以此论证了不同的人使用语言，其美感、实质、结果均有所不同，从而体现了荀子对于论辩的认识。

首先，是在论辩的产生原因上，荀子认为，语言是思想的交流工具，通过约定俗成而产生，又经过圣人的教化统一，从而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由于个体感官的差异，对于事物的说法也就产生了差异。“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当有人使用不合乎规范的生僻说法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存在歧义和误解，从而产生争辩。现代语言学认为事物的命名是完全任意的，因此语言对其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荀子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认为论辩是语言内涵差异性的产物，并且认为只要统一了说法，语言就像度量衡一样将正道与“小家珍说”分别开来，意见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也就无需再进行论辩了。

其次，在论辩的形式上，荀子依次批判了名家的几个著名命题，他指出宋研“见侮不辱”、“杀盗非杀人”，是“用名以乱名”，惠施的“山渊平”、宋研的“情欲寡”是“用实以乱名” 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是“用名以乱实”，并把使人疑惑的名实不附归纳为以上这三种情况。以名实之辨解释了诡辩产生的原因之后，荀子引申了自己的观点——必须要先让民众了解实际事物的定义，如果众人都不能了解就集合众人共同约定说法，以求说法的统一。而后荀子又指出，名辞都是指意的方式，只要实现了意义的传达，言辞说法就是可以舍弃的。以上内容说明了荀子对于论辩形式的认识，即通过明确定义的方式确定语言的具体指意，辨明一切混淆视听的说法言辞，从而使人们没有歧义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并比较体现意见道理的正误优劣。只要论辩能够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产生歧义，那么语言本身并不重要。这也体现了荀子的实用主义思想

最后，在评判论辩的价值时，荀子提出，如果“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那么“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民众朴实忠厚，没有人敢擅自扰乱说法，这个时候道法易于推行，是没有必要进行论辩的。然而“圣王殁，天下乱，奸言起”的时代里，君子没有权势将社会拉回正道，因此只能通过让人信服的方式，向民众传播解释圣人之道，如果解释不通就要通过论辩来明晰正误，传播大道。由此可以看出荀子认为论辩的主要功能是让士人发扬自己的学说，从而实现观点意见的去伪存菁。而后他又指出，论述的内容必须合乎正道，因为定义一旦统一，那么道理的正误便像交易的得失一样清清楚楚。因此好的论辩不是“彼诱其名, 眩其辞”，这样只能“无深干其志义者也”，而应当“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能够听取他人观点，不因自己得势而得意，对自己的意见精益求精，才能使天下人信服。这些都说明了荀子对于论辩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认为论辩就是弘扬大道的手段。并且指出，那些名称、辞句，是思想、学说的使者，沟通的目的实现后就可以撇下不管了；但如果不严肃地使用它们，就会导致邪恶的后果。因此在《正名篇》最后，荀子告诫道：对于“无稽之言, 不见之行, 不闻之谋, 君子慎之”。

总结荀子对于论辩的认识，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已经认识到了论辩对于思想传播的重要性，并且敏锐地发现了由于语言指向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人可以用看似合乎逻辑的方式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诡辩的方式，最后提出要以“正名”的方式统一语言，以实现论辩的思想交流功能。然而在对于论辩的具体逻辑论证形式上也有其语焉不详之处。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同时，荀子观点背后所包含的语言艺术和语言逻辑问题，也仍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