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星期在KTV有人点了Beyond的《长城》,有朋友突然说这其实在大陆曾经是一首禁歌。我看到歌词做了一点不负责任的联想,才看出一点点端倪。朋友随即又说其实崔健的《一无所有》也被禁过一阵子,想想就更不可思议。今天晚上看到陈珊妮的博客里面她和台湾音乐人马世芳的扯淡,附带看了看《最后一枪》的歌词,把《一无所有》专辑封面上那张红布蒙眼的照片联系起来,对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点模糊的解答。想象力在现实世界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如果说我想歪了什么,那只能怪那些不让人好好说话的混账,作为一个受害者我本人是谢绝跨省追捕的。


     

    讲一个故事。有两个画家,我们权且叫他们王二和张三好了。王二立志要画出一副最经典的山水图,因此对自己要求极严,经常把自己完成一半的作品弃毁重画。张三就稍微活泛一点,在画画之前先到集市里去打听——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收集市场信息。收集来收集去发现到大家都想在自己家里挂一副虎图。于是张三画了一大堆老虎拿到集市上去卖,果然大受欢迎。长此以往当地所有人家里的挂画都是出自张三手笔,谁不赶紧买一幅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那些想要学画的人也都投到张三门下学画老虎。而这时候的王二终于画出了一副让自己无可挑剔的山水,到市面上想要高价出售,一开始几个人路过,看到王二画的是山水就感觉很好奇,问王二为什么别人都画老虎他居然画山水?王二对这种问题不屑一顾,心想老子开始学画的时候你们还是蛋白质呐,便不再搭理他们。后来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有一点说不出来的不对劲。这时候张三也混在人群里振臂一呼,说美术就应该展示大自然的野性,展示画家的气概嘛,只有画老虎才能画出这些东西来,画山水的那些都是败坏画家名声的败类啊!大家一听都觉得还是张三的话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不愧是大画家。于是便心悦诚服地把王二给痛揍了一通以后轰走。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只有画老虎的画家了。

    这就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个题目的含义。当人们习惯于一种意识形态时,就很容易不问对错地全盘相信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价值判断。这时候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怪物,必须将他们拯救或者清洗。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部古怪的机器,机器的零件就是我们这些单向度的人。当然马老在这本书里面绝不只说了这么一点点东西,不过暂且还是把诠释作品的机会留给作品本身吧。


     

    回到正题,虽然马老的单向度社会模型是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仿佛与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的人们没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在思维的单向度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比别人做的还要糟糕。

    入过饭局的人大概都知道一个常识,如果一个人脚步踏实、头脑清醒(这个可以从谈吐看出来),那么哪怕他喝了两斤二锅头,脸若猪肝,也可以知道这个人不仅自己没什么问题,甚至还可以送一两个酒醉的人回家。至于那些脚步虚浮语无伦次的,就算只喝了一个杯底,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该把他扛走啦!在对于意识形态方面也是这个样子。许多人经常理直气壮地攻击别人是“脑残”“弱智”时,是因为他们用火星语、他们不爱国、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这就很像因为一个人喝了一斤酒就断定他喝醉了,因为在他们的所知的人里面没有人喝了这么多还是清醒的。事实上不仅有人能喝一斤酒不醉,还有像武松这样喝了整整十五海碗还能上岗打一条恶虎下来的。如果酒精含量高的话,一海碗大概能盛二公两酒,如果掺了水就多些。但是该酒既然号称三碗不过岗,那就确系后劲十足的高度米酒无疑了。武松喝了整整六斤烈酒,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不仅不能让他上山打虎,就应该把他绑在客栈里面。那不仅是让武松耽误了脚程,更是要害得他做不成清河县的公安局长。如果我是武松,因为这些人的偏见导致了我这样的遭遇,那我就不会快意快活林,直接就血溅景阳冈啦。可见如果有一群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是天经地义,无需证明的人聚到了一起,对于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外生活的人来说,会是对么大的危害。让马尔库塞他老人家再来看一看我们,必定要回去扩写《单向度的人》,不仅指责发达工业文明对人思想的危害,更要谴责一切不经思考就把自己当成天经地义的人,因为这种单向度不仅能把人变得愚蠢,更能让人开始积极地开始迫害。这种迫害的力量在苏格拉底、在布鲁诺和林昭身上都已经实现了。虽说现在是个法制时代不兴这一套,但是想到那个看着纳粹默然不语的传教士,以防哪天制约那些人的力量消失了,我觉得至少现在我把这些道理说出来,至少真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不会想给自己两耳光。


     

    说回到那个故事。还是那个王二和张三,还是那群质朴的群众。但是这个时候群众们发现大家家里挂的都是张三的老虎,有些人就觉得不乐意了,心里想隔壁二傻子家跟我挂的是一样的老虎,我怎么能和他一样纱布。但是看了看王二的山水图,觉得实在是太怪异,况且王二的要价又太高了,自己舍不得花这个银子。这时候来了个李四对他们说,你看张三的那些东西实在是庸俗不堪,老虎这种东西武松随便两棍子就能打死一只,怎么能体现欣赏者的气概?看我画的狮子,那才是真正的丛林之王,是京城那些达官贵人才会欣赏的东西,看您是个真正爱艺术的人,我不跟您计较钱就二两银子一幅怎么样?还附带上门装裱服务,真正的贵族享受,彰显您的品味嘛。于是许多人就又花了二两银子买了李四的狮子图挂在墙上。这些人再出门的时候看着那些家里还挂着老虎的人,眼神里就充满了同情和鄙夷,觉得那些张三的追捧者都是无可救药的蠢材。结果是李四赚的一点也不比张三少,还博得了一个不慕名利的美名,只有王二的画还是卖不出去。

    在我看来,老虎比狮子还是可爱那么一点的,小时候看到《狮子王》里摇头晃脑的辛巴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大概是因为我不怎么喜欢长毛的动物吧。因此那些买李四画的人因为狮子和老虎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优越感,在我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幸好习惯的力量是伟大的,看多了类似于有人听过几首欧美歌就回过头来鄙视华语流行的行径之后,再看到怎样奇怪的原因产生的优越感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不过话说回来,人人多多少少都要靠着一点优越感生存,只要这种优越感不是随处抒发,自己关起门来当自己的皇帝,最多也就是自己容易得妄想症,对别人是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的。可是优越感本身又是要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才能体现的,连大英雄项羽说锦衣不穿给别人看让别人羡慕,也是一点用的都没有的。因此还是不断有人要买李四的狮子,不仅要买,还要往那些家里挂老虎的那些人面前炫耀。这最大的一幅狮子,我们就可以叫它道德优越感。

    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我们今天依然非常受用。其中其中之一就是骂人的方式。孟子骂杨朱和墨翟,“无父无君,禽兽也”。骂的是相当狠毒。当然好人骂坏人,善人骂恶人,这是理所应当的。孟子说别人无父无君,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一个有父有君的人,因此骂得理直气壮。至于实际是不是,我不太好说,留给各位自己去评价。今天这个句式我们依然在用,禽兽及其变体如脑残傻13弱智这些词出现的也很频繁,言下之意是自己是这些词的对立面,我对此也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没看清楚自己买的狮子是不是真的就比别人的老虎要来得高尚,就开始把这些词一股脑丢了出去,问理由?我买了狮子就是最大的理由!这个时候就就未免有一点悲剧了。


     

    这个时候在我文初就扔出来的那块蒙着崔健眼睛的红布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在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长城》是一首积极健康的热血歌曲,《一无所有》也不过是首粗豪的情歌而已。其实说到底这种误读就是来自那块蒙在眼睛上的红布。既然在这件事上我视为常识的理解有误,那我也没理由相信我接受的很多其他常识。笛卡尔就是这么想的,因此他说我思故我在,这绝对不是教育小朋友们思考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勤于思考不然脑子就会钝掉。而是说既然我们的感官都会骗人,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真理,哪怕是我们的身体感官本身是否存在都是很值得质疑的。我所能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此刻我在思考。我从十四岁开始陷入这种奇谈怪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很为这种什么都不能相信的感觉而困扰。鉴于我这种惨痛经验,我当然不会推荐大家来和我一起做疯子。但是要说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为我带来过什么好处,倒也未必。至少时刻怀疑着自己眼睛上被蒙着一块红布,就不会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一切的真相,哪怕能在哪一个问题上做道德至圣引领众生,因而犯下思想上的强奸罪。而且笛卡尔在怀疑一切的同时还是偷偷留下了一个不能质疑的前提,那就是逻辑。我们要思想,就必然要经过逻辑,否则连概念、判断、推理都没有了我们根本也没办法思考。用逻辑的方式虽然不能让我们再多相信什么,但至少在把一个不那么容易犯错的道理当做前提的时候,对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能够产生答案。因此如果我把自由当做是一个不可争议的前提,那么侵犯自由的举动就应该被谴责。从而我就有了拒绝所有别人强行给我蒙上什么红布的理由,不管那块红布的名字叫做高尚品位,或者是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甚至是爱国主义。尤其是关于刚才说的最后一条,已经是那么频繁地被人扭曲成爱国货或者爱别的什么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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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还小的时候,陈慧琳阿姨那首《不如跳舞》有一段时间统治了大街小巷正版盗版音像店的音响和所有的电视点歌台。那段副歌我到现在还能哼出来,“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倒不是因为有多喜欢这首歌,纯粹是重复审美导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已。当然当时年纪很小,对“恋爱”都没有什么概念可言,更不知道为什么谈恋爱不如跳舞,大概是因为谈恋爱以后每个人都会变得跟紫薇和尔康一样磨叽吧......

    现在陈慧琳阿姨舞曲天后的地位早就已经被依然年轻的蔡G奶和更年轻的王心凌郭美美们取代了。这没什么要紧的,我们沉浮人世的这十几年,连MJ都潦倒而死了,在电视上唱歌的那些人变来变去我们早就习惯了。这不像原始时代,所有的技能、艺术和哲思都要通过记忆的传承去延续。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鼓励遗忘的时代。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想要提醒我们的问题之一就是无穷无尽的遗忘。每天电视新闻中有无数的生离死别,下一秒,随着播报员的表情语调从沉重转向欢快,我们便遗忘了世界另一头的凶杀噩耗,高兴地听着超女的最新赛况。

    我们会被娱乐至死,当然不是因为我们遗忘了曾经的娱乐。在书中波兹曼建构了两个模型——奥威尔(《1984》的作者)式的和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式的。两个模型当中,一切的信息掌握在极权当中,人们得到的,是被篡改的和被制造的,而极权依此奴役人民。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奥威尔式的模型当中,人们的意志被强权最大程度地抑制;赫胥黎式的模型中人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志,在一个公司国家的安排下,一切美好,相安无事。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奥威尔式的社会,但显然赫胥黎的设想对于极权者而言更加困难,却也更加安全。当源源不断的垃圾信息将我们捆绑在电视(当然现在还有电脑)前,使我们距离现实和美德越来越远时,我们却因为这些垃圾给我们带来的快感而不能自拔。是的,这就像我们食用垃圾食品时的感受一样,但是区别在于,当赫胥黎的设想真正实现时,我们会把垃圾当做真相,把洗脑作为美德,永远不会知道在鸡块和奶昔之外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吃的。

    这绝非危言耸听。波兹曼举的例子当中,一支爱斯基摩人为了看到电视剧《达拉斯》当中的某一集而推迟了一年一度的迁徙;而为了保证节目的严肃性而拒斥娱乐化元素的电视制作人罗伯特.麦克尼尔,其收入是同水平制作人的十分之一。观众无法拒斥来自娱乐的诱惑,而那些不够娱乐的节目(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则被观众本身无情地淘汰。

    电视节目本身的娱乐化也并不足以令我们步入美丽新世界。如果我们清楚,让娱乐的归娱乐,让严肃的归严肃,那么哪怕明天曾轶可就成了超女冠军,我们也可以抱着娱乐的心态灿然一笑,绝对不会有做着音乐梦的孩子明天起就开始苦练绵羊音。

    最可怕的也绝对不是那些打着娱乐旗号的电视节目。举一个远一点的例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作为一个读书人而受尽鄙夷。问题不是出在他学问很糟糕,而是他不能利用自己的学问考取功名。这就是将学术异化为工具,通俗点说叫做登龙石的后果。同样地,娱乐化的世界里,媒体当中的出镜率成为了对严肃问题的评判方式。我高考的那年,厦大历史系在广东省招考的分数直逼北大,这恐怕很难和当时的易中天热脱离干系;郭敬明敢于自称“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也有他那些叫嚣的粉丝和捧杀他的舆论各一份功劳。对于这些当然大多数人都可以居高临下地置之一笑。但是在看着这篇文章的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多少人未曾参与过一个规模最大,隐蔽性最强的娱乐项目?这种娱乐的名字,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来说,叫做“媚雅”?就像前阵子铺天盖地的哀悼季羡林的声音,“布拉格某些沉默的人穿街走巷,而高唱牧歌跳舞欢欣的人群形成一个圈,一起浮上了天空。”当然当问题已经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娱乐无法涵盖这些问题的起因,这属于人类永恒的虚荣和利用这种虚荣所建立的一切可以利用与洗脑的传播手段。

    话说回来。走过了漫长的铺垫和论证,波兹曼想要告诉我们的无非如斯:电视,也包括畅销书,如是种种媒介,通过排挤严肃议题占据舆论权威,我们不仅在这些娱乐当中消费着时间,更在无知中将其当作了我们需要去捍卫的真理声音,从而进一步成为了娱乐的捍卫者和严肃的迫害者。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作者在书尾所说,“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其实这依然是那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理性怀疑,当所有人都学会利用理性,以一个中立的视角去审视那些看似真理的一切,而不是恐惧通过理性而被破坏的那些观点,那么娱乐的自然归娱乐,严肃的自然归严肃。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轻松,但波兹曼没有提到,在所有人都学会了遗忘的今天,那些真正需要被我们重视、去铭记的声音混杂在泥沙俱下的娱乐资讯当中,有多少人能保证它们不会像陈慧琳或者那些新来的女明星一样被我们瞬间遗忘,甚至是选择性无视?或许可以做一个最可怕的设想——当娱乐为我们带来的快感已经替代了生命中需要去为之奋斗的那些事物,我们会不会不愿意再去付出精力时间,宁可在舞池里与陌生人眉来眼去,暧昧到死,也不愿意付出代价去真正地去爱一个人?从这个角度看来,美丽新世界恐怕不会是一场觉醒就可以避免的未来,在技术愈发革新的今天,当机器可以替代太多的社会产物时,无论我们是否娱乐,死亡都难以避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