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龙勿用

关于基尔凯戈尔等有神论者，多说几句。古往今来，不论中外，一旦牵涉到了人的存在这个大命题，或者稍微发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孤岛状态，以及生命无定世事悖谬人算不及天算之类的感慨，都可以被扣上一个存在主义倾向的标签。笔者还记得在学校上现代文学课时，讲到《围城》，当时老师就发挥钱老先生扯贯东西的特长，拿存在主义来新解这本小说。后来上萨特研究，牵涉到的案例就更加旁征博引，这个暂且不提。说回基尔凯戈尔，他爹早年生活比较贫苦，所以发了财以后难免做点为富不仁的事情。基尔凯戈尔就有七个来路不尽相同的兄弟姐妹，可惜不是所有的七兄弟都是葫芦娃，最后只有索伦.基尔凯戈尔也就是这位“存在主义之父”死在老基尔凯戈尔之后。老基尔凯戈尔晚年一直认为这是对他年轻时荒诞无行的惩罚，影响到索伦身上就成了对原罪概念的极度虔信。再加上从小没有兄弟姐妹的照拂，所以年纪轻轻就染上了忧郁症。马塞尔的情形和他类似，独生子，幼年丧母。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没妈的孩子爱信教。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相信上帝存在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之类本来就是教士的不说，笛卡尔、康德、基尔凯戈尔等，多半有比较好的私德。反过来看那些无神论者，罗素萨特等无不是大仲马，尼采终身不娶也不是为谁守节来着，海德格尔跟汉娜阿伦特更是上演过一出始乱终弃的爱情伦理剧。其背后的原因我就不多加揣测了，不然我女朋友非得逼着我每周日早起做礼拜去不可。

基尔凯戈尔之后的那些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如萨特、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梅洛庞蒂多半都受了胡塞尔的影响，也就是把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现象学。话说萨特和波伏瓦还是两个小教师的时候，有一天跟他们巴黎高师的同学阿隆吃饭，阿隆刚从柏林进修完胡塞尔的现象学回巴黎，想向两个住在“哲学郊区”的土包子炫耀一下师夷长技的成果。于是他拿起一杯鸡尾酒，“伙计，如果你是个现象学家，从这杯鸡尾酒里，你就能谈出现象学。”这就是典故“鸡尾酒里的现象学”的来历。其实阿隆这句话纯粹扯蛋，从他扯的这个蛋里照样可以谈出现象学。但是土包子萨特就被这句话深深地震精了，他发现在千里之外的柏林，很可能已经有人把他还正在整理的哲学体系抢先一步全说出来。他马上去找了本列维纳斯介绍胡塞尔的小册子，提心吊胆地一页页翻过去，一直翻过关于荒谬性的章节，发现胡塞尔并没有在这个部分下多少工夫，于是才心安理得地收拾行囊跑到柏林去胡塞尔处偷师。由此可见，在萨特的体系里“荒谬”这个概念的地位。

必须要提醒的是，萨特提出的概念很难望文生义地理解。就比如这个“荒谬”，如果不明白“自在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就很难明白它荒谬在哪里。本着从简原则，那就是自杀不是你想死，想死就能死。萨特是用等火车来给死亡作比方的。他说死亡的到来就像列车到站，就算有了安排好的时间表，你也无法精确预知它何时到来。死亡无法被等待，但是它迟早都会到来。回到自杀里说，就是有时候想死的人死不了，求活的人活不成。他有个短篇叫《墙》讲的就是这回事，一个游击队员被逮捕，敌人千方百计想从他嘴里掏出来游击队长的藏身地，许诺他招供了就保他不死。不料此人比较有黑色幽默精神，故意报了个假地点劳动敌人一趟，自己只求速死。敌人当真派了一队人跑到他说的地点抓人，一边拉他上刑场。当行刑队都上好膛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游击队长因为跟别人闹别扭真的跑到他说的地方躲起来了，于是他没死，游击队长被拉去枪毙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预判在偶然性面前都无能为力。荒谬的意思大抵如此。因此我们可以首先为萨特的自杀观念奠定一个基调，那就是行动的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为了逃避生之痛苦而求死往往会导致更痛苦的生存。因此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面才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指责他的哲学教唆人自杀的说法，你看，我这不是人道主义么，怎么会教唆人放弃生命呢。

可是一旦说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就难免联想到这篇演讲稿出现的初衷。新华网上有一篇攻击存在主义的文章，《存在主义导致自杀率提高》，全文价值不超过一块五——逻辑混乱文不对题，可是那篇文章的标题还是有一点代表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首先先把人的存在状态描绘得无比绝望——这个世界都是被偶然性支配的，我做什么都不对，那活着还搞毛啊。绝望啦！我对这个充满了偶然性的世界绝望啦……于是砰一声世界就清净了。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有人真的被萨特教唆去自杀了，他读的萨特也相当有断章取义的嫌疑。萨特对人的定义就是“自为的存在”，这个概念解释起来相当麻烦，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找《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挑前几页来看。总之就是人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往往要纠结于某种原则或者标签。回到《墙》里面说，如果被捕的游击队员高呼“西班牙解放运动万岁！人民万岁！”然后从容赴死，那这就不是萨特小说，而是《红岩》。此人拒绝招供不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也不是把别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重要，他就是不愿意招供而已。在这里萨特拒斥了一切理性原则，认为人真正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做出选择，并且为之负责，却不是为了任何原因。这就是人的自由所在。与此同理，人不应当为任何一种标签牺牲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利。在《存在与虚无》里的举例是萨特在吃饭时看到一个侍应，举手投足间都符合“侍应”这个概念的定义，完美无缺。可是就在这个侍应满足于“侍应”这个概念的标签时，他正是在逃避作为“人”的自由。关于这种自由，就像《苍蝇》里说的，它使人堕入虚空，无所凭依，可是人必须去实践这种自由而无法逃避它。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的人，敢于直面绝望的自由，敢于正视自由的人生。萨特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被定义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这一批人当中，萨特是少数对自杀有专文阐述的。此外算不上哲学家的加缪也和他意见类似。加缪最为人所知的除了《局外人》和《鼠疫》以外，应当就是《西绪福斯的神话》里那个命题“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要不要自杀”。这句话的指向我认为应该是双向的，一个是建构起来的价值是否经得起虚无的侵蚀，另一个就是价值被虚无摧毁之后人还要不要继续存在的状态。存在主义者比较热衷讨论的是后一种状况，加缪将人生拿西绪福斯荒谬的苦役做比，最后给出断言，斗争本身就足以使西绪福斯幸福，这个答案有点像《老人与海》里“人可以被击垮但不能被打败”，这就已经脱离存在主义范畴了。余下还有比如跟萨特一时瑜亮的梅洛庞蒂，此君的理论体系公认比萨特更靠谱，然而他对生死临界的问题并不热心。比较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他把“不畏死”作为人超越虚无的通道。因为只有死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人在这个时候才能把自己和集体、社会分离开，正视自己和整个世界以及所有语言概念的不同。这就留下了一点暧昧的余地——为了追求这种临界状态，人需不需要亲身去体验死亡？海德格尔没给解答，不过想必他有不少学生有机会在二战战场上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小结一下。首先是存在主义议题内的自杀，肯定不是生计压力之类的外力迫死，毕竟存在主义者都有点小资的臭脾气，跟家人吵了架气不过喝农药工作太多想不开上了吊之类的，前走左拐，那厢边沁密尔他们会帮你们分析损益比的。这里所讨论的自杀，是建立在虚无前提上的哲学性自杀，也就是说，那些倍感人生无定世事荒谬的同学才能在存在主义这里找到寄托。其次存在主义既然又称本体论现象学，兼以否定了理性规则，那么其最高价值能且只能是本体也就是人本身，因此价值的坍塌不应该成为毁灭本体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主义是反对自杀的。第三应对价值坍塌的方法，有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刷刷手指指，找上帝唠嗑去，无神论的花样多些，比如海德格尔主张通过超越对死亡的畏惧还原“此在”，萨特则是用“自由”这种很有诱惑力的词眼，梅洛庞蒂生造了一个“知觉现象学”，其共通点在于号召人抛弃伴随着理性原则而来的物化和异化，拒绝被标签和定义。换言之，焦虑来自于对身外之物的期待，放弃对他人、物质、理想的期待，转而在意念中手制新的偶像。存在主义者大多冷漠自私，大抵便来于此吧。

卡夫卡做了一个著名的文字游戏:把巴尔扎克手杖上的铭句“我可以摧毁一切困难”挪移成了“一切困难可以摧毁我”，并把这个小小的成果收录在了自己的笔记里。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不忠的友人最后忠于了文学史，这个联句随着两大箱手稿重现天日，出现在诸多惨绿少年的夜半梦魇里。

不难看出巴尔扎克的杖右铭带着典型的启蒙时代特征——毫无根据的狂妄和对人类命运的盲目自信。巴尔扎克的前辈，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验材料，再加上科技和理性的支撑，人类迟早能够通过逻辑推理掌握曾经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个时候的人类自然会想哈姆雷特在出场时高呼的那样：万物之灵、理性之光、完美的造物……

可是连哈姆雷特都开始追问2B or Not 2B的时候，莎翁在现代化的帷幕缓缓升起时，似乎已经展望到了曲终人散时的悲凉。启蒙的狂潮当中也不是没有异样的声音——康德庞大艰涩的三大批判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无论是“我”的感觉经验还是理性本能都靠不住，然而除了“我”这个主体以外我无所凭依。因此康德的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如果我的认知跳脱不出时空这些并不真实的感觉形式，我何苦还要去追问劳什子价值？而价值一旦崩塌，虚无随即弥漫，这个时候哪怕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也成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康德通过承认上帝的存在应付掉了这重诘难。但是当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尼采公然宣称“上帝死了”的时候，再有人问起哈姆雷特的那个问题，最聪明的回答也莫过于““Let it be”了。

再回到尼采，他的哲学里并没有太多生死的余地——超人不需要问为什么活着，而凡人…就随它去吧，屈从于人性弱点的人，与他何干。如果说自杀与尼采之间的瓜葛，勉强算来，那就是他可以与他大概同时的王尔德、梵高还有晚些的卡夫卡一起，被归进才高寿殇的天才行列。一个人如果超越自己的时代太多，难免会把全人类的命运绑在自己身上，这时候他们奔向死亡的脚步会比奔向成功来得更快。而远不如他激烈的基尔凯戈尔，尽管也在孤独忧郁中走过了不长的生命道路，但至少与上帝对话使他获得了一点安全感。

基尔凯戈尔生而驼背跛足，这使他因为自卑而厌惧社交。继承而来的大笔遗产保证了他不必为生计所困。想到他终日无所事事，只能以写作和阅读打发时间，也就用不着奇怪奇怪为什么他能够体会到他自己所说的，“无对象的厌烦”了。本来无论从理性还是经验上来说，厌烦必然指向某个明确的对象。然而很多人都体验过找不到明确对象的厌烦，这个时候的厌烦，只能是指向“我”的存在状态，乃至“我存在”这一命题本身。如果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开始厌恶生存与享乐，恐惧失去与未知，找不到希望和理由，那么“厌烦”这一状态自然就会深化成“忧虑”。这个时候，“我”早就对生存状态感到不满，之所以还没有去死，只是因为还有道德训导和习惯支撑着，或者是害怕死亡带来的痛苦。一旦道德训导和习惯这些价值再次被摧毁，死亡的痛苦不会超过生存的痛苦，那么“绝望”的火焰自然会让我不再留恋存在的状态，转而投身虚无。如果这样的解释太过晦涩和复杂，不妨参考一下《红楼梦》里面，宁荣二府被抄后诸人或死或散，此时的贾宝玉假痴不癫，摆脱了理性进入了混沌的状态，这便是绝望的结果。而结局中和尚道士来收拾顽石，“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由存在回归到虚无的状态。

再往前一步，基尔凯戈尔就要进入毁灭自己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自杀了。这个时候他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用上帝把自己拴在了人间。众所周知，对于西哲而言，上帝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只要有人解构价值解构到了收不住闸的时候，就请出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收拾局面，于是皆大欢喜。有了上帝，于是“厌烦”也好“绝望”也好，都成了人类的原罪，人孤独而无能的状态，只为了能够摆脱肤浅的感性状态和矛盾的理性原则，响应上帝的召唤成为真实的存在。这个时候，自杀…既然有帝哥在，死亡就不会成为存在的终结。那么自杀除了让人早一点去地狱坐等末日审判以外，还有什么用呢？

基尔凯戈尔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被萨特归类为“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的马塞尔和雅思贝尔，除了“荒谬性”原则以外，多半遵循这个路数。因此以基尔凯戈尔为代表，可以归类出存在主义对自杀的第一种观念，那就是上帝让人活，人不得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