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龙勿用

卡夫卡做了一个著名的文字游戏:把巴尔扎克手杖上的铭句“我可以摧毁一切困难”挪移成了“一切困难可以摧毁我”，并把这个小小的成果收录在了自己的笔记里。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不忠的友人最后忠于了文学史，这个联句随着两大箱手稿重现天日，出现在诸多惨绿少年的夜半梦魇里。

不难看出巴尔扎克的杖右铭带着典型的启蒙时代特征——毫无根据的狂妄和对人类命运的盲目自信。巴尔扎克的前辈，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验材料，再加上科技和理性的支撑，人类迟早能够通过逻辑推理掌握曾经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个时候的人类自然会想哈姆雷特在出场时高呼的那样：万物之灵、理性之光、完美的造物……

可是连哈姆雷特都开始追问2B or Not 2B的时候，莎翁在现代化的帷幕缓缓升起时，似乎已经展望到了曲终人散时的悲凉。启蒙的狂潮当中也不是没有异样的声音——康德庞大艰涩的三大批判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无论是“我”的感觉经验还是理性本能都靠不住，然而除了“我”这个主体以外我无所凭依。因此康德的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如果我的认知跳脱不出时空这些并不真实的感觉形式，我何苦还要去追问劳什子价值？而价值一旦崩塌，虚无随即弥漫，这个时候哪怕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也成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康德通过承认上帝的存在应付掉了这重诘难。但是当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尼采公然宣称“上帝死了”的时候，再有人问起哈姆雷特的那个问题，最聪明的回答也莫过于““Let it be”了。

再回到尼采，他的哲学里并没有太多生死的余地——超人不需要问为什么活着，而凡人…就随它去吧，屈从于人性弱点的人，与他何干。如果说自杀与尼采之间的瓜葛，勉强算来，那就是他可以与他大概同时的王尔德、梵高还有晚些的卡夫卡一起，被归进才高寿殇的天才行列。一个人如果超越自己的时代太多，难免会把全人类的命运绑在自己身上，这时候他们奔向死亡的脚步会比奔向成功来得更快。而远不如他激烈的基尔凯戈尔，尽管也在孤独忧郁中走过了不长的生命道路，但至少与上帝对话使他获得了一点安全感。

基尔凯戈尔生而驼背跛足，这使他因为自卑而厌惧社交。继承而来的大笔遗产保证了他不必为生计所困。想到他终日无所事事，只能以写作和阅读打发时间，也就用不着奇怪奇怪为什么他能够体会到他自己所说的，“无对象的厌烦”了。本来无论从理性还是经验上来说，厌烦必然指向某个明确的对象。然而很多人都体验过找不到明确对象的厌烦，这个时候的厌烦，只能是指向“我”的存在状态，乃至“我存在”这一命题本身。如果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开始厌恶生存与享乐，恐惧失去与未知，找不到希望和理由，那么“厌烦”这一状态自然就会深化成“忧虑”。这个时候，“我”早就对生存状态感到不满，之所以还没有去死，只是因为还有道德训导和习惯支撑着，或者是害怕死亡带来的痛苦。一旦道德训导和习惯这些价值再次被摧毁，死亡的痛苦不会超过生存的痛苦，那么“绝望”的火焰自然会让我不再留恋存在的状态，转而投身虚无。如果这样的解释太过晦涩和复杂，不妨参考一下《红楼梦》里面，宁荣二府被抄后诸人或死或散，此时的贾宝玉假痴不癫，摆脱了理性进入了混沌的状态，这便是绝望的结果。而结局中和尚道士来收拾顽石，“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由存在回归到虚无的状态。

再往前一步，基尔凯戈尔就要进入毁灭自己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自杀了。这个时候他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用上帝把自己拴在了人间。众所周知，对于西哲而言，上帝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只要有人解构价值解构到了收不住闸的时候，就请出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收拾局面，于是皆大欢喜。有了上帝，于是“厌烦”也好“绝望”也好，都成了人类的原罪，人孤独而无能的状态，只为了能够摆脱肤浅的感性状态和矛盾的理性原则，响应上帝的召唤成为真实的存在。这个时候，自杀…既然有帝哥在，死亡就不会成为存在的终结。那么自杀除了让人早一点去地狱坐等末日审判以外，还有什么用呢？

基尔凯戈尔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被萨特归类为“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的马塞尔和雅思贝尔，除了“荒谬性”原则以外，多半遵循这个路数。因此以基尔凯戈尔为代表，可以归类出存在主义对自杀的第一种观念，那就是上帝让人活，人不得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