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周末年的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在社会格局斗转星移的同时,思想的产生与交流也进入了活跃期。以儒、道、墨、名、纵横等学派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各自拥有了较为成熟的学说观点。由于各家的立场意见不同,其伦理观念、政治主张间也时常产生矛盾冲突。为此他们著书立说,相互论辩,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蔚为大观局面,同时也促进了语言艺术和语言逻辑的发展。在诸子当中,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都曾在著作中涉及论辩的话题。其中,荀子对于论辩的认识和意见主要集中于《正名篇》一文之中。《正名篇》从名实之辨出发,讨论了语言的产生、功能,语言的逻辑关系并以此论证了不同的人使用语言,其美感、实质、结果均有所不同,从而体现了荀子对于论辩的认识。

    首先,是在论辩的产生原因上,荀子认为,语言是思想的交流工具,通过约定俗成而产生,又经过圣人的教化统一,从而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由于个体感官的差异,对于事物的说法也就产生了差异。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当有人使用不合乎规范的生僻说法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存在歧义和误解,从而产生争辩。现代语言学认为事物的命名是完全任意的,因此语言对其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荀子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认为论辩是语言内涵差异性的产物,并且认为只要统一了说法,语言就像度量衡一样将正道与小家珍说分别开来,意见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也就无需再进行论辩了。

    其次,在论辩的形式上,荀子依次批判了名家的几个著名命题,他指出宋研“见不辱”、杀盗非人”是“名以乱名惠施的山渊平”、宋研的情欲”是用实乱名” 孙龙子的白马”是名以乱实,并使人疑的名实不附归纳为以这三种情况。以名实之辨解释了诡辩产生的原因之后,荀子引申了自己的观点——必须要先让民众了解实际事物的定义,如果众人都不能了解就集合众人共同约定说法,以求说法的统一。而后荀子又指出,名辞都是指意的方式,只要实现了意义的传达,言辞说法就是可以舍弃的。以上内容说明了荀子对于论辩形式的认识,即通过明确定义的方式确定语言的具体指意,辨明一切混淆视听的说法言辞,从而使人们没有歧义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并比较体现意见道理的正误优劣。只要论辩能够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产生歧义,那么语言本身并不重要。这也体现了荀子的实用主义思想

    最后,在评判论辩的价值时,荀子提出,如果“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那么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民众朴实忠厚,没有人敢擅自扰乱说法,这个时候道法易于推行,是没有必要进行论辩的。然而“圣王殁,天下乱,奸言起”的时代里,君子没有权势将社会拉回正道,因此只能通过让人信服的方式,向民众传播解释圣人之道,如果解释不通就要通过论辩来明晰正误,传播大道。由此可以看出荀子认为论辩的主要功能是让士人发扬自己的学说,从而实现观点意见的去伪存菁。而后他又指出,论述的内容必须合乎正道,因为定义一旦统一,那么道理的正误便像交易的得失一样清清楚楚。因此好的论辩不是彼诱其名眩其辞”,这样只能“无深干其志者也”,而应当“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能够听取他人观点,不因自己得势而得意,对自己的意见精益求精,才能使天下人信服。这些都说明了荀子对于论辩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认为论辩就是弘扬大道的手段。并且指出,那些名称、辞句,是思想、学说的使者,沟通的目的实现后就可以撇下不管了;但如果不严肃地使用它们,就会导致邪恶的后果。因此在《正名篇》最后,荀子告诫道:对于“无稽之言不见不闻君子慎之”

    总结荀子对于论辩的认识,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已经认识到了论辩对于思想传播的重要性,并且敏锐地发现了由于语言指向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人可以用看似合乎逻辑的方式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诡辩的方式,最后提出要以“正名”的方式统一语言,以实现论辩的思想交流功能。然而在对于论辩的具体逻辑论证形式上也有其语焉不详之处。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同时,荀子观点背后所包含的语言艺术和语言逻辑问题,也仍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 摘要

    以“生还是死”为代表的“哈姆雷特式抉择”是人类永恒探讨的话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当中以“二律背反”的概念来解释一切无法以理性为前提出发做出判断的问题。本文即将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前提,试解读“哈姆雷特式抉择”在形而上层面所体现的问题所在。

     

    关键词

    哈姆雷特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二律背反

     

     

     

     

     

    引文

    作为一部体现了“矛盾里的抉择与抉择里的矛盾”[1]的作品,《哈姆雷特》当中的悖论随处可见,而主人公哈姆雷特也在各种矛盾中不断地徘徊纠结。虽然哈姆雷特最终追随着鬼魂的意愿选择了去复仇,但是在哈姆雷特在独白当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例如“生还是死”,却随着作品本身成为了人们永恒讨论的话题。仅最近一年,发表于各级中文期刊,关键词中包含“生”、“死”以及“哈姆雷特”的论文就有数百篇之多。然而在关于《哈姆雷特》近二十年的中文论文当中,却少见通过康德哲学解读哈姆雷特文本的。[2]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德国启蒙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提出的二律背反原则,是对于形而上思维中产生的逻辑悖谬所作出的论证解释。本文将试图通过归纳《哈姆雷特》的文本内容,将其中的矛盾提炼为形而上层面的悖论,再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学说为前提对其产生原因进行解释。

     

     

     

     

    一、软弱者,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第二幕第二景中,哈姆雷特说出了标题中的经典独白(一般译为“脆弱,你的名字是女人[3])。这句话出现在一连串对其先父的赞誉和对叔父的鄙夷之辞之后,看似突兀,实际上结合全剧不难看出,将乔特鲁德置于主体的位置,选择忠于作为丈夫的老哈姆雷特,代表的是对于伦理道德的遵从;而选择作为情夫的克劳地,代表的是对情欲的追求。而这两者在此时产生冲突——伦理道德禁止情欲对其进行超越。在剧中乔特鲁德选择了后者。因此哈姆雷特斥责女人之脆弱,实际上体现了因为乔特鲁德的不贞而导致他对于全体女性的失望。而在欲望超过道德伦理界限的范围时,排除出他人执行道德惩罚的可能,人更容易倾向于何者?

     

     

     

    二、正义是否能通过罪恶的手段伸张?

    《哈姆雷特》的故事缘起即为哈姆雷特在鬼魂的指引下得知叔父杀兄篡位,因而要杀掉叔父以报仇。然而与篡位阴谋无关的大臣波隆尼尔、波隆尼尔之女,哈姆雷特的爱人奥菲莉娅、奥菲莉娅之兄雷尔提和罪不当死的乔特鲁德均因为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而死,而且第二幕第四景的一段独白,“,从今开始,我必痛下浴血之决心,否则一切将枉然![4]”证明,哈姆雷特在执行计划之时已预料到他的复仇计划必然带来不止一人的流血牺牲。那么毫无疑问,无论从主客观上哈姆雷特都是在以罪恶手段企图实现正义。而这样做是否能够实现伸张正义的目的,从哈姆雷特在执行计划时的反复与犹疑中不难看出,他对此并不坚信。

     

     

     

    三、生存或毁灭,这是个必答之问题

    这句著名的“生存或毁灭[5]”,是哈姆雷特基于一个人活在世上经历的痛苦大于欢乐的前提之下提出的问题(“谁肯容忍人间之百般折磨[6])。在这个矛盾中,选择了生存的一方,等于选择了继续创造意义的可能,以及对于未知世界的逃避;死亡一方则代表脱离尘世的痛苦、人在能力上的有限和人性的不完美。选择何者,不同的前提可以得出不同答案,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答案能够令人满意。

     

     

     

    四、三个问题的二律背反性

    康德对于纯粹理性的批判建立在二律背反这一现象的前提之上。举一例,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之一是“世界在时间上有/没有一个起点,就空间而言,也是有/限的。[7]”这个命题被称为“理性的二律背反[8]”。以任何一者为前提出发都可以解释现象界的事物,然而此二者也均能被证伪。

    康德以此论证以理性及其派生物去认知事物,得到的只能是现象,而并非事物本身。结合前文,《哈姆雷特》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更容易遵从道德还是欲望,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两个前提出发,则二者均可以被证明。然而这两个前提则从属于一个更加古老的争议: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争议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人性这个概念,我们无法获知其本质,换言之,这个问题超验了。同理,在第二个问题当中,“正义”的概念就是这个矛盾的超验之处,我们是无法诠释其本质的。

    而关于生与死的比较,则体现了哈姆雷特一定程度上与康德的暗合之处。在这个抉择中,哈姆雷特认为死是生者不可知的事物,因而我们无从判断选择死这一结果为我们带来的实际影响(“因恐惧身後之事而使他犹豫不前[9]”)。因此在不清楚做出死的抉择是否有利于人时,他选择了生。这个选择原则被康德称之为“道德信仰[10]”。“道德信仰”的原则可诠释为:虽物自体为人不可知,但是物自体的存在为人寻求价值提供的方向。因此从“道德信仰”出发,人应当将寻求“我该做什么”作为唯一的终极目的。关于“道德信仰”的合理性论证已属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内容,本文则不再详加讨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视角下,我们只需明了,虽然超验问题的答案为人所不可知,但是人有通过实践和反思去无限接近这些答案的能力即可。

     

     

     

    五、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回归文本,哈姆雷特在剧中面临矛盾时的无助,实际上是来自于他对于人类认知能力的迷信。如果他能够认识到,人类的认知能力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抉择时他能够遵从康德的“道德信仰”原则,那么,这一切的问题便都能够迎刃而解。当然,《纯粹理性批判》是在《哈姆雷特》之后近两个世纪才得以发表,要求十六世纪的莎翁用十八世纪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显然不现实。但是,康德的学说,无疑对今天仍然面对着“哈姆雷特式抉择”的人们来说,拥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马雪骢,<抉择里的矛盾与矛盾里的抉择——对哈姆雷特以及"生存还是毁灭"的解析>,<井冈山医专学报>,15,3(2008-5),P120.

    [2]根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搜索引擎,搜索范围2008.6.3-2009.6.3,关键词""并含""并含"哈姆雷特",搜索结果数为589.搜索范围不限,词频"哈姆雷特"并含"纯粹理性批判",结果为5,且结果种均非康德视角解读哈姆雷特的专题文章.

    [3][4][5][6][9][10]W.Shakespeare,曾冲明译,<哈姆雷特>,长征出版社,北京,2007-1-1.

    [7][8]维基百科编写组,维基百科,词条:二律背反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8C%E5%BE%8B%E8%83%8C%E5%8F%8D&variant=zh-cn)..2009-6-4

     

     

    参考书目

    I.Kant,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北京.2004-10-1.

    I.Kant,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北京.2004-12-1.